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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是“十二五”時期的最后一年，破解“三農”問題成為了解決基層老百姓最切身利益的關鍵。但破解“三農”問題的金鑰匙到底何在？
一、金融先行，破解“三農”問題
1、農村資金的“錢荒”亟需金融機構長期注入資金.
目前，農民的存款快速增加，但農民的貸款卻呈“爬坡式”增長態勢。農民僅可從信用社以及農業銀行等少量的金融機構中獲得額度較小的貸款。資金需求量大，貸款難度大，導致農村出現“錢荒”，農村亟需低成本的資金合法合規地長期流入。
2、農村經濟的發展需要金融的“鼎力相助”
解決農民的增收問題是關鍵。增收問題不解決，農業現代化、城鎮化以及全面和更高水平的小康就無法實現。農民種地、種糧、養殖等是推動農民的內在發展方式，科技和資金的支撐是推動農村內生性發展必備因素，而科技和資金的背后實際上仍是金融、資金的支撐。
3、農村農業的發展需要農村金融大力創新
要改變現狀必須走金融創新之路，重點做好四個方面：一是大力推廣普及行之有效的金融產品；二是積極研發、推出適合農民實際需求的創新類金融產品；三是推進農村金融服務方式創新；四是進一步推進農村社會組織和經濟組織的創新。
二、用活土地收益權擔保貸款，解開農村金融的“戈爾迪之結”
農民貸款難，難在金融機構覺得風險難控，而風險難控則是由于缺少有效的抵押物。無抵押就無貸款，無貸款農民就無法擴大生產，無法擴大生產則沒機會積累資本，無資本就沒有金融機構認可的擔保質押物。如此環環相扣形成了農民貸款的“戈爾迪之結”。
1、以土地經營權和土地預期收益作為農民貸款的擔保，是否符合現行法律法規？
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也是農業和農村最大的資產。一直以來現行的《物權法》、《土地承包法》明確規定“農民承包的土地不能用于抵押從銀行貸款”。法律禁止農村土地抵押、質押，但是卻沒有不允許土地的預期收益作為保證。只要有清晰的權屬確認和合理的價值評估方式，收益權也可作為擔保。
2、如何通過創新模式在土地上做文章？
既然土地收益權擔保貸款在法律上行得通，那么如何做活“土地“資源，深度挖掘農民手中掌握的資源利用率？
一是搭建“土地收益權保證貸款”模式。政府須在金融機構和農民之間建立一個平臺，農民可以將自己手中承包的土地的未來收益權轉讓給平臺公司，再由此平臺公司為農民擔保從金融機構獲得貸款。一旦農戶不能按時歸還，則由平臺公司代農戶歸還，其歸還資金可來源于農戶轉讓土地的收益、公司自身的資本金以及專項保障基金。

二是建立農村土地收益權交易所，辦理土地收益權的抵押擔保。農戶以其依法流轉出的土地收益權作為債權擔保直接向金融機構申請貸款。按照依法自愿有償原則，在不改變土地集體所有性質、不改變土地用途和不損害農民土地承包權益的前提下，在政府建立的農村土地收益權交易所辦理抵押登記即可獲得貸款資金。這一農貸模式需要司法部門認可土地收益抵押權，還有待繼續探索抵押權的責任和義務。
3、化解土地收益權貸款風險
土地收益權擔保貸款對農民來說沒有損失，土地未來的收益權雖轉讓給了平臺公司或交易所，這期間土地仍由農民經營，獲得的收益還是歸農民。當農民正常歸還借款后，土地流轉合同自動解除；當農民未按時償還貸款時，將獲得的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另行發包，將發包獲得的款項歸還金融機構，待新的承包人承包期限屆滿后，土地承包經營權再退還給原土地承包人。申請的土地收益權貸款即使不能按時歸還，土地被轉包出去，農戶既不會失去全部土地，也不會失去基本生活保障，轉包期間獲得的種糧補貼等仍屬于農民，無形中化解了該類貸款的市場風險。
三、政府介入形成合作性格局
土地經營收益權保證或抵押貸款中涉及政府、農戶、金融機構三方，其中政府和金融機構是這三方格局的主導力量。政府的介入，給承貸主體創造和提供了條件，給農民融資創造了條件，致使三方格局最終形成。
四、聯動各種支農力量，拓寬融資渠道，激活農村金融市場
政府機構設立保障基金，在土地未能及時轉包出去的情況下，優先使用基金來償還貸款，防止銀行壞賬、呆賬的發生；監管部門出臺各種支持“三農”的信貸監管優惠政策，凡是有利于三農服務的金融產品、金融工具、金融服務的創新，監管部門都應支持、歡迎和鼓勵；央行可向金融機構擴大發放支農再貸款的規模；金融機構扎根基層，服務三農，以利率市場化為契機重新抓住農村金融市場份額，為農村輸入正規資金。多方社會力量合力推進“三農”發展的共同目標，積極解決農村金融面對的困難。
農村土地收益權擔保貸款是一項重要的支持“三農”的金融產品創新，給農民融資開拓了新渠道、新方式，解決的不僅是農民貸款難、貸款難的現實問題，對破解農村金融融資困局、統籌城鄉發展和探尋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之道具有重大意義。土地收益權擔保貸款這一創新舉措一定會為“加快農村科學發展、加快振興農業，讓城鄉居民生活得更加美好”做出應有貢獻。

來源：金融網